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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國污水處理事業發展迅速、成績斐然，但業內有觀點認為，這些發展主要依賴西方傳統技術，我國自主科技成果對行業發展的貢獻度不大，原因在哪里？另外，污水處理未來發展方向是什么？與碳達峰有何關系？

1月5日，《環境與生活》記者一行帶著這些問題，專程登門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低碳水環境技術研究中心主任王洪臣教授

污水處理行業的科技進步存在諸多天然障礙

《環境與生活》：您在水污染治理方面，有多年的理論研究和實踐工作經驗，是圈內不可多得的實戰型學者。在您看來，我們國家在污水處理行業方面，科技成果轉化的難點、痛點是在哪里？

王洪臣：近十幾年來，我國污水處理行業快速發展，目前日處理能力已經達到2.2億立方米，年實際處理量超過700億立方米，是名副其實的污水處理大國。另一方面，國家、地方和企業投入了大量經費進行研究開發，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一些成果達到了國際領先水平。但是，如您所說，我國自主形成的科研成果在行業快速發展中的確沒有發揮出應有作用，我想，這可能也是行業的共同看法。那么原因在哪里？這個問題我有一些長期觀察，也有一些思考。我認為，污水處理行業的科技進步存在諸多天然障礙。不知道這是不是許多行業的共性問題，這里僅就我個人對污水處理行業的觀察和思考與大家分享。

先談談科技成果商業轉化的障礙，因為商業轉化通常是最高效的成果轉化。我觀察發現，科技成果商業轉化的最大障礙是科學家和企業家對科技成果價值認知上的巨大反差。這里的科學家泛指所有的科技人員，是成果的持有人；企業家泛指所有企業主，是成果受讓人。

首先，科學家通常認識不到科研成果真正轉化成生產力是一個極其艱難的過程。一個新的科研成果，怎么能證明它是穩妥、可靠的？企業家需要組織人力、財力、物力去證明。即使證明了是一個好的成果，還要花力氣去說服客戶，去開拓市場，否則就是叫好不叫座的成果，就沒有價值。

從證明到推廣，實際上是一個充滿風險的過程，企業家要概括承受，但科學家對這個過程既沒有切身感受，也可能沒有認知。

另一方面，企業家又常常不了解一個新思路、新理念、新成果的產生也是非常艱難的，是一個反復琢磨、反復失敗、反復實驗的艱苦過程。窗戶紙被捅破了，我們知道是一層窗紙，但沒捅破之前，那就是一堵墻。許多企業家把教授帶著學生做研究看成是一件很輕松的事情。存在這樣的認知反差，即使發生了成果轉化，即使成果轉化成功，雙方都認為自己才是主要貢獻者，從而沒法繼續合作下去。

更多的情況是，企業家輕易不會出合理價錢購買科技成果，而科學家寧愿不轉化，也不賤賣自己的成果，污水處理領域很少聽到超過百萬元的科技成果轉讓。因此，科技成果商業轉化就此成了死結。進一步的后果是，企業家組建研發中心，招來幾個博士，自己搞研發；科學家組建團隊，招來幾個工程師，自己搞成果轉化。

實際上，科研需要積淀，需要基因，需要文化氛圍，需要有梯級的團隊，四面八方拼湊來的高學歷人才，出不了有價值的成果；而把一個科技成果變成生產力，需要具備計劃、技術、資本、成本、市場以及風險控制等一系列要素，絕非一個簡單的組合就可以完成。再進一步的后果是，企業家搞不出有價值的創新性成果，有的水務企業研發中心反復組建了很多遍，有的試圖以研發人數致勝，一個不大的企業竟有一兩百名研發人員；科學家也推廣不出自己本來有價值的成果，鍥而不舍地反復成立公司，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

十幾年前，我在北京市一個企業工作時，參加了市里組織的赴歐洲創新型社會培訓班。一個月的時間，我們除了聽專家授課，還參觀了許多企業、大學、社會創新機構和相關政府部門，近距離觀察歐洲社會高效的創新文化和創新機制。關于成果轉化，我感受最深的是，企業愿意拿出自己一大部分利潤購買知識產權或使用權，拿幾百萬歐元買幾張紙或一個思路，體現出了他們對知識產權的那種深入骨髓的尊重，這對中國企業來說是難以想象的。

在這種氛圍下，西方的科學家可以專注新理念、新思想、新機理、新方法的探索，一旦有了有價值的成果，可以很順暢地交由企業去轉化，而且是按合理價值實現轉化。因此，我們也看到，西方的教授們大多不會做那些虛無縹緲的研究，更不會跟在別人后邊去做重復性試驗，他們專注在有意義的創新上。

總之，社會需要有分工，也需要有合作，需要合理分工默契地合作，這是實現高效成果轉化并推動科技進步必要的社會環境。污水處理行業需要逐步構建這樣的環境。